附近有回收二手手机(附近有回收二手手机店吗)

撰文/ 《财经天下》周刊作者 倪毓平

编辑/ 陈芳

生意也不好做了

早晨9点,老钱位于北京十里堡的手机维修店准时开门。

一推门,门口的迎宾提示器就“叮咚叮咚”地响了两声。这家店面积不大,正对面是蓝白相间的“中国移动”招牌;左手边的墙面上,挤挤挨挨地挂了一整面的耳机、充电线等配件;墙对面的窄小柜台里,陈列了各式各样的二手苹果手机。从柜台处往下看,是陡然低下去的沙发。

每当有人来,老钱就从柜台下面慢慢抬起身,推了推快要滑到鼻尖上的黑框眼镜,漫不经心地问,“要点什么?”

除了一张随意立在门边的“手机维修”霓虹灯牌,这家店几乎看不到手机维修的痕迹。当《财经天下》周刊询问生意,他双手交叉枕在后脑勺,身体又塌进沙发里,“这行不好干了,现在的人一问价格,就觉得维修太贵,不如买一个得了。”

“不管你的机子值不值钱,配件价就那么贵。”老钱抓了把有些凌乱的头发:有的手机换屏要几百元,还不如加钱换一个新手机,劝退了一波人。除非是手机里有重要的东西,或者是新手机,会拿来修一修。

50岁上下的老钱已经在手机维修的行当里做了二十多年,如今租的这家店已有十多年。他的家庭也围绕手机展开:大儿子“坐不住”,不愿意搞维修,通常在外面跑来跑去,回收二手手机;老婆也开的是一家维修店,遇到搞不定的活儿,就拿过来给他修。

但现在,修手机的活儿越来越少了。最近两个月,老钱靠维修只赚了几十元,“本儿都没保住”。房租、水电、人工等各项费用,是线下维修不得不考虑的成本支出。十几年的时间里,老钱的店面租金从每月三千多元涨到了一万元左右,但收入反而跌了——“付了房租,钱就没了”。而早几年,老钱每个月还能净赚两万元。

(图/视觉中国)

没有人流量是最大的问题。“大家现在很少出门了,下了班也不会乱逛”,老钱的手机维修店,从早开到晚,也没几单生意。“要不是有熟客,我早就干不下去了。”

方源的手机维修店虽然开在北京永安里附近的写字楼里,但也面临没有新客户的困境。

他的店面要大一些,约有20平方米,明亮,整洁,两侧很克制地摆了些二手手机和手机配件。正对着门口的,是一方小小的黑色维修工作台。方源一边检测着手机,一边说:“基本上都是熟人来,新客太少了。”

“现在直接找过来的几乎没有。”方源说,一天下来也没几单生意。

从传呼机一路修到智能机的林东,明显感觉到,手机维修的生意是一年不如一年,行业不赚钱,很多人都转行不干了。

“以前手机质量不过关,山寨机、低端机盛行,很容易就坏了,因此维修总量大。”林东分析,随着手机质量的提升,现在的手机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,很少会出问题,因此,维修量就没那么多了。

确实如此,李木的苹果手机和vivo手机用了五六年,一直没坏过。她原本计划着,等手机坏了,就顺势换个新手机,却一直没有机会。“前段时间手机没信号,我以为是手机坏了,还高兴了一番,觉得终于可以用新手机了,没想到是手机卡坏了,免费换张卡就好了。”

像李木这样的消费者很多。手机维修从业者阿峰说,现在的消费者手机坏了,第一想法还是直接换新的,或者拿闲置的旧手机将就用用,很少有人选择维修。

前段时间,李木朋友的苹果手机屏幕摔裂了,她去维修门店咨询,换一个原装屏幕要七八百元,最后想了想,还是继续拿备用机凑合用用。

与手机相关的生意都不好干了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,今年前五个月,中国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1.08亿部,同比下降27.1%。人们的换机周期变得越来越长,市场研究机构Strategy Analytics分析称,中国用户的平均换机周期接近30个月。

在此背景下,一些人以为手机维修生意会爆棚,迎来“第二春”,没想到维修和手机生意是“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”的关系。

“中国市场主要的增长瓶颈在于需求侧。”分析机构Canalys移动业务副总裁Nicole Peng认为。如今看来,手机市场的维修欲望也适用于这一分析。

修屏幕反而赔了钱

和老钱相比,阿峰的生意还算稳定。一天中,好的时候能有10单维修生意,不好的时候也有三四单。

2018年,他在湖北宜昌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。五年的经营中,阿峰的门店收入成浅口“U”字形:2020年和2021年,阿峰的收入降了25%。去年下半年,收入情况慢慢好转了,但还没恢复到2020年之前的水平。目前,他每个月“勉勉强强”能有1万元的收入。

根据阿峰的观察,接到的维修订单中,大部分维修业务集中在换屏上。尽管屏幕是手机中最贵的零件,但换屏的风险较大,“搞不好就赔钱”,因而利润一般。

今年5月,他为一台三星S20更换外屏,“本来已经顺利换好了,但装机的时候,发现屏幕里有一个小气泡,于是决定返工重来”。结果,不小心拆坏了内屏,只能自己出钱赔一个原装屏。“算下来,这单赔了700元。”

在维修中,内屏的维修要比外屏贵三倍左右。“比如华为MATE30Pro,修外屏要300元,内屏坏了,就得1500元往上了”,阿峰因此调侃,“这个世界上,每个维修师傅都会在屏幕上赔钱。”尽管他把心态放平稳了,但6月里,他在维修两台曲面屏手机时同样因为弄坏了内屏,加起来又赔了1000多元。

(图/视觉中国)

太心疼了。他苦笑着,“这段时间已经劝退好几个高难度机子了,赔怕了,我得缓缓。”

手机维修另一个比较大的业务就是修主板。相比换屏,这个基本就没什么风险。修好了就收钱,修不好也就恢复原样退回去。通常,阿峰喜欢在晚上22点到零点修主板。这个时间段,外界的干扰很少,能够比较专注地工作。

总体而言,“这行算不上暴利了,赚的是风险钱、手工钱和辛苦钱。”但误解仍会存在。

有一次,他被怀疑在维修中偷换了电池。阿峰拉着这名顾客去售后做检测,“还了我清白”。这之后,他就在自己的工作台上安装了监控,对着手部的工作全程录像。“万一有零件安全方面的顾虑,我就给他看回放。”

阿峰觉得,互联网已经让手机零部件和整个维修业变得透明了。“进店前,顾客大都会在网上查到价格”,这就很难有“不合理的利润”存在。而在阿峰入行前,只有少数人懂维修时,赚取巨大财富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
“造富”时代消散

从南方的工厂来到北京中关村闯荡的勇哥就是手机维修“造富”时代的见证者。

“以前不懂维修,不懂技术,也不知道多少钱来的货,人工费有多少,对这些都没有概念,只是拿提成,你给我带多少人来维修,我给你多少钱。”穿着一件大T恤,肚子由于久坐而微微凸起的勇哥告诉《财经天下》周刊。

勇哥在中关村待了十多年。看着手机维修的人在回龙观“买了房”“买了车”,自己慢慢“回过味儿”,“提成可能只是他们利润的十分之一,甚至二十分之一”,于是他摸索着,也闯进了这个行业。

这正是行业快速发展的时期,四面八方的人不断涌进来。林东回忆,那时带学徒,学徒期为一年或两年,自己要收5000元到8000元不等的费用。“现在收学徒,免费的都不好找了。”同样带过学徒的勇哥补充称,“这两年招学徒,每个月要付给他们三四千元的工资。”通常,学徒们没学多久,就会要求自立门户,他们四散开来,去顺义、昌平等房租更加便宜的地方开店。

老钱并不是学徒出身,他从江苏北上,跟着老乡入了行。“那时候,亲戚带亲戚,老乡带老乡,不懂就跟着他们学,就这样一个个带到了北京。一个镇上至少有100户人家出来做手机维修。”入局的人源源不断时,老钱的隔壁也开了家手机维修店,两家相安无事了很长时间。“老话说,同行是冤家,我们虽然没怎么说过话,但也从来没吵过架。”

这些被从业者频频提及的荣光,发生在2016年左右。

这一年,刨去房租、水电等各项成本,老钱每个月能赚1万到2万元,一年净利润在20万元上下。

勇哥也创下了日均超过6万元的收入纪录。为了给“一个海外回来的大姐”恢复数据,从接到订单的下午,他忙到第四天的凌晨1点多,最后,仅仅这一单,他就拿到了5万多元的酬劳。加上其他维修业务带来的1万多元的收入,勇哥单日进账为6万多元,是维修以来“赚得最多的一天”。

他在中关村的海龙电子城开了自己的店。店铺和大厦的营业时间保持一致:10点开门迎客,晚上七八点钟准时下班。下班后,勇哥总要去“喝喝酒”“打打牌”。闲暇时,买张公交车票去逛天安门,或者是和朋友们爬香山。有客人打电话来,他只回一句,“收工了,有事明天再说”。

好景没能持续多久。同一时间,中关村的电子广场也在转型之中。2016年,海龙电子城停业;2019年,鼎好大厦关停。各大电子卖场的手机维修店铺相继搬迁,集中开进了科贸电子城。房租也涨到了1万元。但往日的繁荣却没有延续下去。6月下旬,《财经天下》周刊来到这里,科贸电子城地下一层的维修店几乎都开着,但大多空荡荡的。一个店铺的老板抱怨,“三点了,到这个点儿都还没开张”。

勇哥的生活也不复往昔了。每天下班后,他骑着电动车直接回家,自己做饭,睡觉,很少再出去玩,“一是年纪到了,二是生活条件也不允许。”

“早上一睁眼,就会想房租怎么解决、会不会有疫情、有的话要不要关门……”如今,晚上10点多,接到客人的电话,勇哥也要把这单聊清楚才会挂电话。“前几年从来没想过,明天还有没有生意这件事。”

他的店铺早已搬离了海龙电子城,由于临街,每个月的房租就超过了2万元。去年下半年,连续的关门停业使他赔了近10万元。今年过完年到现在,仍然处于“不挣钱”的状态。不过,靠着熟客,和其他业务,维修店暂时“还能撑一段时间”。

转行也迷茫

手机维修也成了夕阳产业了,方源这么想着。和他相距8公里之外的老钱也看到,只有特别少的新人入行,在这个圈子里,能碰到的老乡也越来越少了。“很多房租到期后,就退出不干了。”

从传呼机时就在做维修的林东见证了整个手机行业的变迁,也经历了手机维修的荣光与祛魅。他决心转身,从维修干起了经销,新机和二手机都在卖。林东承认,相比之下,还是维修利润会高一些。但还是那个问题,“现在的门店没有多少维修的量了”。

勇哥正在考虑把业务搬到线上,但前期的巨大投入让他犹豫不决。如果在百度、京东、淘宝等全线铺开,一个礼拜就要花两三万元做网络推广。这个费用投下去,网店的位置要下拉好几页才能看到,“钱几乎打水漂了”,“有人点进来看一下,可能没成交,推广费也得给。”

总之,“不好把太多精力放在上面,你在这儿还能维持现状,转到别的(行业)”,他停顿了下,咂着嘴想找一个合适的词,“就很难说了”。

这个谨慎的态度也可能来自于同行转型的前车之鉴。在他的圈子里,一些人转行投身餐饮、旅游、住宿、娱乐等行业。“但疫情一来,这些也都不行了”。

(图/视觉中国)

眼下,勇哥将店铺盈利的希望押在了下半年。“每年5月到10月,都是手机销售和维修的旺季,生意肯定会好一些。”至于更长远的打算,他没有确定的想法: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,毕竟,没有哪个行业能保证永远存活下去。

不过,成功者的传说也依然在悄悄流转,供勇哥和同伴们反复观摩。他提起,朋友的朋友已经把上门维修服务做得风生水起。一个月的推广费就要10万元,但大笔资金的投入,也换来了丰厚回报:传闻中的成功者,每个月赚到的钱已经超过10万元了。“尽管如此,成功的人始终是极少数,得在这个行业中做了很久才行”。

方源刷着抖音,也羡慕这些在网络中拥有高关注度、高曝光度的“维修高手”,“只要技术到位,还是会有不错的收入”。

目前,他也承接同行们的维修订单。那些棘手的、有难度的会送到方源手中。“手机设计越来越复杂了,我们也需要不断学习,才能跟得上发展”,方源渴望不断精进自己的维修技术。最终,像网络中备受瞩目的“维修高手”一样,“从不失手、啥都能修”,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。

可是,矛盾的念头也很快冒出来。“技术再好,没人找你也没用”。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:如何才能找到更多的新客户?如何激发更多的维修需求?

正如老钱,依然在为这个问题而烦恼。他摘下了眼镜,从柜台中绕出来,一屁股坐进了角落里的小沙发上。“手机又不是吃的,中午吃完晚上吃,一年能修几回?好多人一年也没能修过一次。”

就在一两年前,老钱如常去开门营业。但这一天早晨,他发现那个做了十余年的同行邻居已经“熬不下去”,撤离了这个行业。隔壁的门店也变成了早餐店。但老钱的开心并没有多少,“他走了我生意也没好到哪儿去,还是没多少人。”

(文中阿峰、老钱、勇哥、林东、方源、李木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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